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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3050.com发布时间:2026-01-01 01:36:18 点击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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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到了一年一度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准入关口,广西平果足球俱乐部因未能完成债务清偿,已经失去了新赛季的准入资格。不过暂时过关的俱乐部也未必就没问题,之后中足联还会严格审核各俱乐部提交的材料。按照过往的经验来看,即使暂时过关,也依然会有俱乐部倒在审核这一关。
之所以每年年底的职业联赛准入,都会成为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阿喀琉斯之踵,原因也很简单,那就是因为所有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都入不敷出——收入远比支出少。因此,一旦俱乐部背后的金主资金出现问题,或者持有俱乐部的企业不愿继续投入,俱乐部立即就会面临较大的资金困境。
而翻看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收入构成,除了自身的营收以及背后企业的投入外,其实还有一块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:属地政府的资金支持。
比如,2024年年底青岛市给青岛海牛、青岛西海岸各2000万资金支持,青岛西海岸还获得了区级政府2000万支持。今年拿到联赛冠军的上海海港也拿到了上海市体育局的2000万奖金。深圳市则有体育产业专项资金扶持,对符合条件的职业足球、篮球俱乐部给予不超过2500万的支持。中超新军大连英博在2025赛季则获得了省市两级,共计5000万的资金扶持。
天津津门虎和武汉三镇两家俱乐部更加直接,完全由当地体育局负责运营,当然其中也有区别:武汉方面的资金由政府协调多方资金来源,天津方面则基本由体育局负责。
在中超层面,根据公开报道明确没有获得属地政府资金支持的只有北京国安一家。在这一方面,国安属于中国职业联赛中的异类,而不是中国职业足球中的普遍现象。
那么问题来了,政府到底该不该为职业足球提供支持?有一种说法是俱乐部作为企业就应该自主经营,有多少钱做多少事。但实际上,作为与当地社会紧密联系的体育综合体,俱乐部的经营模式远比一般企业复杂,哪怕在足球比较发达的地区,当地政府的补贴也会以各种形式存在。
以荷兰为例,由于荷甲整体经营状况不佳,埃因霍温、奈梅亨、威廉二世等知名俱乐部,近些年都曾获得过政府补贴,且名目繁多。其中包括不限于,高于市场价购买俱乐部资产、减免体育场馆使用租金、取消俱乐部政府债务、购买俱乐部场馆后低价返租俱乐部等等。
西班牙也同样如此,政府不仅会给陷入财政困难的俱乐部做全额政府担保,帮助俱乐部从银行贷款,还会给予俱乐部“非盈利”组织身份优惠税率,约等于变着法给俱乐部送钱。
其中最著名的案例,就是皇家马德里的土地置换案。1996年,马德里市政府征用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一块旧训练场,随后置换给俱乐部一块其他土地。2011年马德里市政府以该置换土地无法交易为由,收回了该地块,并以超出市场价1000万欧元的价格给予皇马补偿。此外之前的疫情期间,对于陷入财政困难的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俱乐部,西班牙政府官方信贷基金还分别给予了2亿和5000万欧元贷款。
德国方面对俱乐部很少给予直接补贴,却有着五大联赛里独一份的“国企”支援。由于历史关系和集成工业化特点,大众这样的企业经常被视为德国“国企”。而沃尔夫斯堡俱乐部的母公司就是大众,经常被调侃为“大众厂队”,每年更是可以从大众汽车集团获得7000万欧的赞助费用。
甚至德甲班霸拜仁,股东里都有着阿迪、奥迪和安联三家关系密切的本土企业,成为财政长期稳定的基底之一。
意大利方面地方财政出了名的也不乐观,所以政府很少直接给钱,更多给予俱乐部政策支持。比如意大利老球场所有权全部归属市政府,由于市政府缺少资金维修俱乐部,导致越来越破败,影响了俱乐部的运营收入。
因此,尤文、亚特兰大等意甲俱乐部所属地的市政府推出“以租代售”,以此规避不允许出售公共资产的法律条款,将球场所在土地以99年租赁期租给俱乐部,由俱乐部出资重修后获得建筑物的所有权和全部经营权。
其实上述政府补贴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行为也引起过一些争议,比如欧盟内部。欧盟委员会曾宣布,对西班牙、荷兰的七家俱乐部进行非法补贴调查。
欧盟委员会之所以不满,是因为他们认为针对特定俱乐部的补贴不够公平,影响了没有受到补贴的俱乐部。也就是说,欧盟并不是反对补贴,而是认为补贴不应影响公平竞争。
对此西班牙、荷兰政府针锋相对,他们认为欧盟拿出的条例针对的是市场行为主体,而足球俱乐部虽然注册了独立法人,但仍然具备相当强的公共属性,而且皇马、巴萨还是会员制俱乐部,并不是盈利性组织。
之所以西班牙政府反应如此强烈,是因为皇马和巴萨已经成为了西班牙的国家名片和文化象征。足球产业链不仅直接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,还能显著拉高当地旅游、餐饮业等上下业的消费。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主场伯纳乌,已经成为了马德里市最重要的旅游景点,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为了参观伯纳乌才前往马德里。
其实扶持当地知名足球俱乐部,以此作为城市名片,带动整个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的思路并不新鲜,这一点我们的邻国日本也学得非常好。
2024年2月,日本J联赛广岛三箭俱乐部启用了新球场。结合新球场,俱乐部推出了一系列全新运营规划,将球场周边打造成了新的城市打卡景点。在非比赛日,也会举办多种多样的主题活动。
在此背景下,不仅广岛三箭俱乐部运营收入连创新高,更是带动了整个城市的旅游和餐饮收入。根据日本媒体统计,每个比赛日广岛三箭能为城市带来5400万人民币的收入(不包含俱乐部直接收入),辐射范围可以达到球场几公里外的商业街区。
而这一切的基础,是广岛三箭在建设新球场时得到了属地政府的支持,其新球场位于市中心广岛中央公园内,步行即可抵达广岛市最繁华的商业街,步行至广岛车站也只需要三十分钟。实际上给予核心地段的土地,也是一种变向政府补贴。
上面的种种例子说明,不管欧洲还是日韩,其职业足球俱乐部背后或多或少受到着属地政府的影响。
这是因为职业足球俱乐部除了上述所提到拉升区域经济发展、提升城市品牌形象之外,还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文体生活服务,增强了社区和城市凝聚力。这就是经济学上谈及体育赛事会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:正外部性。
也正因如此,西班牙政府才会认为职业足球俱乐部与教育行业一样,由政府来提供针对性扶持,不仅有利于俱乐部发展,也会造福市民、城市和整个国家。
在这样的认知下,欧洲政府不仅会补贴职业足球俱乐部,对于业余俱乐部同样提供补贴。在德国,孩子如果注册到业余足球俱乐部,州政府会为家庭提供补贴费用,尽量使穷人也能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。孩子参与体育俱乐部的费用,还能够帮助父母抵扣税额。此外,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兼职教练员,其兼职收入也全部免税。
有学者表示,国内也已经认识到了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正外部性,体会到了一家具有影响力的职业俱乐部在经济、文化和社会层面为属地带来的益处。
不过对比中国和欧洲针对职业足球的政府补贴行为,国内地方政府确实做得还不到位。主要体现在国内针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补贴具有更强的随机性、临时性,缺乏长远规划和方向性引导,仅仅只是偶尔发发钱。要么是经营困难时给一笔补贴,要么是获得好成绩是给一次奖金。
与之相较,尽管国外政府尽管也会救助经营困难的俱乐部,但更多时候会推出长期、稳定性的补贴,引导俱乐部平稳发展,为属地做出更多贡献。
比如,欧洲政府为了帮助俱乐部提高收入,会针对消费行为进行补贴,球迷购买门票、俱乐部衍生品和纪念品的价格之外,地方财政其实也在背后承担了一部分。这种长期稳定的消费补贴行为,不仅提高了俱乐部收入,也提振了当地的消费能力。
再比如,属地政府会协调土地资源,为俱乐部的主场、训练基地提供土地,上述的皇家马德里、广岛三箭以及部分意甲球队都因此受益。尽管这不是直接给钱,但土地资源不是俱乐部自己可以解决的难题,这种将俱乐部发展纳入城市整体规划的“长期补贴”,其重要性不亚于现金补贴。
相比之下,不少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还处于四处流浪阶段,不仅主场搬来搬去,也缺少稳定的训练基地。本赛季北京国安俱乐部主教练塞蒂恩就曾公开表示,作为国内豪门的国安,租用的训练基地价格高昂条件却非常简陋,连淋浴间都没有,如果他早知俱乐部没有自己的基地,当初都不会签约国安。
这方面成都蓉城的待遇就好得多,由于成都蓉城与其主场凤凰山体育场都是成都市属企业,在市政府的协调下,可以免费使用该场地。效果也立竿见影,成都蓉城作为刚升入中超不久的新军,立刻打出了好成绩,更拉动了当地体育消费,将凤凰山体育场打造成了金牌球市。这可谓一箭三雕,俱乐部、体育场和属地都受益良多。
无独有偶,最近几年开始崛起的浙江俱乐部,也是因为拥有了自己的训练基地。浙江队的前股东绿城集团,在政府协调和支持下于21世纪初兴建了俱乐部训练基地。随后俱乐部被出售时,基地被作为俱乐部资产打包给了浙江俱乐部。目前,浙江队的一线队、梯队、足球学校全部放在这片基地内,青训梯队能够更频繁与一线队交流,也是浙江队最近几个赛季人才辈出,培养出了大量国脚的重要原因。
最后政府应该针对职业俱乐部进行青训补贴,但这笔补贴不应该只花在俱乐部梯队的建设上,还有一部分青训补贴应该花到社会公益上,利用职业俱乐部的优势资源,让他们走进社区和校园,推广足球文化,挖掘更多的可塑之才。
中国足球青训的一大问题,就在于过早进行掐尖后,针对被筛选出的10岁左右小球员进行圈养。可足球运动员的成才周期较长,10岁时优秀的孩子到了18岁未必仍然优秀。可那些在10岁没有被选上的孩子,却失去了优质、低价的培训机会。
因此针对职业俱乐部的青训公益补贴,不仅仅只是帮助俱乐部回馈社会,更是在帮助中国足球进行人才培养。只有扩大筛选和培养范围,让10岁时没被精英梯队选上的孩子依然能踢球,确保所有想踢球的孩子有机会得到良好的培训,才能为他们的厚积薄发、大器晚成保留一丝可能性。
总之,地方政府以适当形式的补贴,仍然是支撑职业足球俱乐部健康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,尤其是在国内俱乐部入不敷出的大环境里。而这些补贴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,又应该怎样形成一个互帮互惠的正向循环,最终让足球、体育、社区、居民都得到更多的便利,中国足球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。
